清代民国山西布商研究 QINGDAI MINGUO SHANXI BUSHANG YANJIU 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 编 晋 中 市 人 民 政 府 《晋商资料汇编》编纂委员会 主 编 李茂盛　常书铭 副 主 编 王 谨　庞建明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力农　王　谨　王志超　王建新　毛福昌 申河江　白成明　朱福连　乔　南　刘成虎 刘改英　刘建生　刘惠春　杜清江　李　猛 李生贵　李茂盛　李建明　李新文　李德志 杨建中　张正明　张亚兰　庞建明　郝　平 姚锦龙　耿利虎　高春平　常书铭　韩长安 温克忠　蔚石恩　穆雯瑛 著　者：晏雪莲　周超宇 前 言 前 为了广泛收集、系统整理晋商文化遗存，向社会提供一部 言 可资可鉴的历史资料，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决 定，在继续搜集整理出版《晋商史料系列丛书》（影印本）的 同时，再编辑出版一套全面展现晋商历史文化的资料汇编。 汇编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存实原则，在广泛收集资料 的基础上，整体构架，客观展现。 汇编分重点行业、主要商道、知名商号、著名商人、重要 遗存、研究著述六大部分，各部分依次从具体行业、商道、商号、 商人、遗存、著述切入，按照先具体、后抽象的次序排列。 衷心希望长期研究晋商的专家学者和收藏家，踊跃提供资 料，包括档案、文存、抄本及其他文字、图片资料；也希望大 家就此套书的编纂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我们改进工作，为研 01 001 究晋商历史文化提供更好的借鉴。 《晋商资料汇编》 编纂委员会 清代民国山西布商研究 2018 年 11 月 02 002 自　序 自 棉花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据考古发现，早 序 在三千多年前，福建崇安地区就有棉布的存在，与今海南岛所产木棉接近。a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b，南 宋蔡沈传曰：“卉服，葛及木棉之属，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c 汉代云南地区也已经种植木棉并用于织布：“哀牢人……有梧桐木华，绩 以为布。”d 三国时期，华南地区木棉已广泛种植；西域棉布业已传入中 原，并为贵族追捧 e。南北朝时期，棉布已广泛流行 f，在主要的产棉区高 昌“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鲈，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 a 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县文化馆：《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 年第 6 期。 b（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 209 页。 c（明）徐光敏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 959 页。 d（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华书局，2012，第 2289 页。 e《太平御览》卷八二〇辑魏文帝诏日：“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 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白叠子即棉花， 属非洲棉，最晚于公元前 1000 年传入亚洲，后来经中亚到达土库曼斯坦及中国西部边界，进而进 入新疆地区。 f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7》第 5 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5，第 444 页。 03 001 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a；棉布还是当地衡量商品价值的重要货币： 《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张祖从康阿 丑买胡奴益富一人，年卅，交与贾行绁百三十七匹”b；和平元年（西魏 大统十七年，551 年）借贷叠（棉布）和锦的契约，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 清代民国山西布商研究 匹之多 c，棉布和锦同作为流通手段，可见高昌棉布产量之高。宋末元初， 岭南的木棉越过五岭在长江流域广泛种植而成为一年生农作物，并不断北 扩；西部的棉花亦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陇南、陕西等地，中原植棉蓬勃兴起。d 棉花具有柔软、保暖、透气、吸湿、染色性好等优良的服用性能，加之生 产过程相对简单、成本低产量高，自十五世纪，已经取代丝麻成为中国衣 物的主要原料。 在明代的开中制中，棉花和棉布皆为重要的军需物资；棉布还是明朝 和边塞交换战马的主要物资，此外还有北方居民生活及外贸所需。面对如 此大的市场需求，山西布商应运而生。经过有明一代的发展，山西布商逐 渐在“南布北运”中处于垄断地位，并建立了完整的运营模式，其行商范 围遍及全国许多城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十九世纪以前，布匹贸易在恰 克图贸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贸易中作为一般等价物即衡量商品价 值的标准，其交换功能等同于货币。据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著《俄国各民族 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记载：“恰克图只允许进行现货交易，没有使用 货币或者期票。为了进行交换，交易双方每一方都要先定好所要出售和购 买的货物价格，然后才开始贸易。被交换货物的价值，不是按货币来计算的， 而是以某种在贸易中最为流通的商品来表示的。在 1800 年以前，这种交 易单位是中国棉织品‘南京布’，从 1800 年起，则为中国茶叶。”e 中国 布和大布曾风靡俄罗斯，俄国革命家 A.H. 拉吉谢夫在 1792 年的一封信中 a（唐）李延寿《南史》列传第六十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第 655 页。 b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第 125 页。 c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 年第 7、8 期合刊。 d 汪若海等编著：《中国棉史概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第 33 页。 e 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 218 页。 04 002 写道：“‘中国布’由于比较便宜，不仅西伯利亚、而且整个俄国中产阶 级的人都在使用它，特别是妇女们；而‘大布’在西伯利亚就能全部卖光， 以致在俄罗斯对其几乎无人知晓。所有城里人和乡下人都用它们来做衬衫； 比较富裕的人天天都穿，其他人则是到过节的时候才穿。”a 从具体的贸 易数据来看，布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的货 物，如（1755—1762 年间俄国）换来的中国货中最重要的是各种纺织品， “各等级的南京布，15—18.8 万卷，大布 6—7 万端，丝绒 1.5 万俄尺，此 外茶叶近 6000 普特，砖茶 5000—7000 普特，合股丝和染色丝 250 普特， 成桄丝 500 桄，生丝 100—250 普特，冰糖 500 普特”b。从交易额上来看， “从中国输入的棉布，是（恰克图贸易的）主要物品，几乎占整个贸易的 自 三分之二，其次应是茶叶，占交易总额得四分之一以上；而后是丝织品和 丝线”c。到了十九世纪，由于俄国本土棉纺织生产以及西欧纺织品的激 序 烈竞争，中国棉布在俄国的进口开始下降，但仍然占据一定比例。 除了军需和对俄贸易外，中国广大的华北、西北地区如北京、山西、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蒙古对棉布的需求也非常大，清代民国时期山 西商人在“南布北运”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布商活 动范围广阔，由商业文书可见，他们将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山东、 晋中、晋南等地所产棉布、棉花以及从广州、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进口 的洋布运往山西、北京、陕西、甘肃、宁夏、蒙古、东北等处销售，在“南 布北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湖北为例，据《陕境汉江流域贸易 表》所载数据计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至三十二年（1906）八月， 经汉江水运运往汉中地区的湖北土布多达 237261 卷，值银 3506942.85 两。 同期运往汉中地区的洋布为 60265 板，值银 268480.58 两；竹布为 43304 匹， 值银 250080.6 两。三者共计银 4025504.03 两，土布占到贸易总额的 87% a 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 第 192 页。 b 科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转引自《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出版社，1991，第 134—135 页。 c 拉吉谢夫：《关于对华贸易（1792 年）》，转引自《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出版社，1991，第 140 页。 05 003 以上。a 山西布商中资力雄厚者多以跨区域长途贩运为经营特色，其经营 活动有效连接着棉布产地与销售市场，随商品交易与债务清算而来的跨区 域资金调拨需求旺盛。在清代前期，山西布商主要靠自己或镖局运现；随 着交易日益旺盛，这种现运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巨大的异地资金需求，“某 清代民国山西布商研究 些信誉卓著的商铺利用它们设有分号的关系，逐渐地把不同地区间的汇兑， 作为兼营的业务，开始承担起来”b。目前可知最早兼营汇兑的布商是太 谷员家的丝绸杂货庄志成信，据员家后人员文绣在其回忆文章中说，1679 年 ( 康熙十八年 ) 其先祖员成望“在太谷西大街设总号 , 随即在北京打磨厂 开办了义合昌汇兑庄和志一堂镖局（也称隆盛镖局）”c。在道光年间， 志成信与蔚泰厚票号的北京、苏州分号建立业务关系，随之扩大了票号业 务；到 1873 年 ( 同治十二年 )，吸收新股东，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庄。d 票号 为专营白银货币的金融机构，以白银汇兑和存贷款为主要业务，发展初期 多由从事棉布、颜料、绸缎、茶叶等长途贸易的商号顺应时势改组或附设 而来。e 作为清代前中期最大的长途贩运商人群体——山西布商在票号的 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可知有明确商业前身的票号共有 17 家，其中有 10 家是布商或与布相关的行业（具体情况见表 1），占总数的 58.8%。专业化的票号兴起后，实力强大的布商依然继续兼营汇兑和存贷